我是1939年生人，家在河北沧州泊头的齐桥镇。我家里有兄弟四个，我是老大，下面还有一个妹妹。现在有个弟弟在老家，另外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在新疆。

　　我家是农村的，种地，家里条件穷得要命，太穷了，我小时候印象都不深了。我记得我上了几年学，小学毕业以后没法再上了，就在家待着。村里开始叫互助组，后来是合作社，就是吃大锅饭，都有吃的。但是吃着吃着就没有粮了，后面就又是饿肚子的日子。我是家里老大，就得想办法挣钱。

　　到了17岁的时候，兰州铁路工程局到我们那招工，临时工，说是去修兰新线。我都不知道兰新线在哪儿，怎么修铁路也没概念，但是能挣钱啊，就报名了。我身体不好，跟着施工队去兰新线的银)I段，干了一年半。所谓修铁路，我们的活主要是拾石头。我身体挺弱，一是干不动，一是太艰苦，三是刚离开家，总想家。工地里大点的人都开玩笑，说河北来的小鬼还哭

　　鼻子呢。说就说吧，我才17周岁，搁现在也就上高二吧。

　　我们白天修路，晚上住在帐篷里，吃饭都是从兰州运来的粮食。吃完了饭，喝点水，碗底下都有沙子。太苦了，荒郊野岭，那个风太冷了，不是一般的冷，帐篷里都冻透了。修铁路得先修公路，再修铁路，因为修路的人得吃饭喝水啊，修公路是为了能运粮食和材料。我们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那段修公路，全都是沙子，根本没法修，后来是把一段土长城给平了，因为就那一段还能平出来，就在长城上修的公路。

　　累是累吧，但是有工钱，还不少，一个月42.5兀，我每个月给家里寄30块钱，我家里在村里就算富裕了。这么干了一年半，太累，身体也不行，总觉得胸口疼，他们就说你别干了，我也怕再得上什么病，就回来了。

　　我被安排到了一个民兵营，我会吹号，就让我吹号，也不干别的，就只管吹号。

　　在民兵营待了几个月，我们公社有个张书记，不知道从哪儿知道我的，有一天派人找我，让我去他那干，说缺个人。后来我知道了，实际上就是书记的通信员，跑跑腿，发发通知什么的，不过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啥意思啊，让干就干吧。

　　刚去了就赶上任务，张书记找我，说有一个村没粮食吃了，让我去另一个村喊支书，让那个村的支书给他们送粮食。张书记问我，这事儿你听明白了吗?我说明白了，书记说，那你去吧。

　　我记得是晚上跟我说的，那书记让去了还敢不去?赶紧骑着自行车走，一晚上跑了两个村。农村哪有路啊，俩村还挺远，我摸黑骑了一晚上，才把事儿办完。回来时书记问我，通知到了吗，我说都办妥了，他还挺满意。那以后他对我就都不错。

　　1958年底，外地就有接兵的来了，我正好是在年龄，书记说红恩你当兵去吧，我说行。给我定的是去延庆当汽车兵，我觉得能开汽车了，也挺高兴。到了体检出了点岔子，按照标准，我还差点份量，吃不饱啊，太瘦了。书记又找人给说了说，人家就同意我去了。

　　等还差一天就要走了时，他们说天津公安局也来招人了。后来张书记又找我，说你甭去了，你去天津当警察去吧。我说不合适吧，延庆的都定好了。他说没事，我帮你找他们解释，他说当警察是一辈子的事儿，当汽车兵不定哪天回来呢。

　　说起来也有意思，打从我说要去延庆当汽车兵起，我娘就在家里又哭又闹的，非不让我走。可是等着一听说我不去当兵改当警察去了，也不哭了也不闹了，还挺高兴。她可能是旧思维，以为当兵就要去打仗呢。

　　当时知道是来当消防警察。我们有一个政委王陆海，他带队去的。还有一个刘桂荣，是他去民兵营找的我，我还带他办过一些事儿。他后来在公安学校当队长，后来公安学校毕业了，我说我去哪儿呢，他说你跟我走吧。

　　刘桂荣是11队的队长，我就跟他去了11队，去当战斗员。我在班里是6号，离火比较远，主要负责领路。干6号得熟悉街道，领着车走，说白了就是得找到火场在哪儿。你还得知道消防栓在哪儿，得找到水。进了火场我就是通信员，得负责下达现场指挥的通知，还负责两边的联络。

　　在这没俩月，消防这块又新建了个中队，是杨庄子中队，我又分到杨庄子中队当了电话员，负责接报火警。又是个得动脑子的活，这和6号一样，得记性好，机灵，知道怎么分析情况，反应也得快。我干电话员干了3年，也不光是在办公室里接电话，我们有句话叫"有事办公安，无事搞生产。1960年得去干活。干这个累，也没有额外补贴，就是响应号召。我记得工资刚来是17兀，后来34.5兀，到了1960年就有40.5兀，我领这个钱一直到我下放。

　　我是1961年结婚的，对象是我老乡，在老家当老师。我俩是一个村的，我来天津之前婚事就定了。我们是在天津结的婚。结婚太简单了，我对象背了个被子就来了，没有摆喜酒也没有仪式，就是叫同事在一块宣布了一下，我俩给大家举了个躬，就算是结婚了。当然也领证了。我们结婚一共干了这么几件事儿：一个是我们租了个旅馆住了几天，给老家买了一些糖和点心，再买点生活用品，对了，还买了一件棉袄，大概一共花了150块钱，就没了。回了趟老家，发了些糖，也没办，也是没钱办。

　　结完婚她就回去了，我们一直两地分居，我一年就回家一次，待半个月，也不闲着，农活也都得帮着干。

　　到了1970年，天津新建了不少学校，需要小学老师，我那时候已经在政治处了，了解到这个信息，就帮着把老婆调过来了，当老师。来了总得有住的地方吧，公安招待所给我调了一个9平米的小屋，我俩结婚第十年，好歹是住一块了。住了多半年，有个军代表回老家了，他的房子闲下来，他们就给我倒了了一下，说，你去住吧。我就搬到了16平米的大屋。这是个筒子楼，虽然做饭在楼道，共用公共厕所，生活环境和现在比差远了，但是那时候刚从小屋搬过来，觉得大屋太豁亮了，太舒服了。

　　后来赶上地震，我们就住消防队里，一直到1989年才分的房子，也就是现在住的房子。

　　1963年，机关上搞三五反，人不够用，我就到机关来帮忙。那时候叫政办室，就是政治办公室。我还负责外调，总出去，都骑自行车去，去霸县都是骑自行车去。这都不算啥，后来到宝坻去外调，自行车不够，我还做。一等"啊。什么是。一等。?就是自行车后座，坐坐你就知道了，还不如骑着舒服。

　　1965年5月1日消防民警转现役，第一批兵招的就是河北卢龙的。新兵来我当时字写得还行，让我负责抄下来，那真是没白没黑地抄。夏天，屋里太热了，就上院里抄，蚊子咬好多包。

　　后来我就调到政治处了，就开始管干部。去政治处是高恭敏推荐的我，我算干事，负责审干、外调、考察干部这些事情，基本上是都忙活。我干的都是具体的事儿，特别细小特别麻烦的事儿，这些事儿领导还都比较放心交给我。有时候我也分析，我一没本事，二没学历，三没口才，领导为嘛还喜欢我呢?后来我觉得可能是我有点"鬼道。。。鬼道。是我老家话，就是机灵的意思。我觉得我还有一点，就是踏下心干事儿，少说漂亮话，咱没啥大本事，但是能做这些具体的事儿。

　　我管干部管的多，到了文化大革命，造反派让我交代领导干部的情况，其实就是揭发他们。我什么都没说，我说档案里都有，你们自己看去，其他的我都不知道。后来军代表来问我，让我说说干部们有什么特点，我这才说了说，当然谁的坏话也没说。

　　1969年。砸烂公检法。，公安这块全体下放，我分到了盐厂，在汉沽，属于劳改一队。他们把犯人调走了，然后把公检法的人调过去当劳动力，我就在这个队里。到了1970年，又重新分配，我又去天津化工厂，后来我又到了矿山电气。后来有个17次公安会议，总理讲了，全国公安要调回一部分老同志，总得有人干事儿啊，陆陆续续有些同志就回来了。杨春峰也回来了，当时军代表掌权，问他，有没有能管干部的，就把我想起来了，让我回来继续干。就这么的，1972年底让我办完手续，1973年初我回到政治处。

　　我在政治处是抱着这么一个想法，当干部的事情对个人都是大事儿，无论是提拔还是考察，这事儿都是凭良心干。队伍建设需要干部，错了不行，但是不当回事更不行。好多兵都从农村来的，提了就能留城市了，他们也希望尽快脱离农村。我去考察，给领导汇报，领导说行，一般就行了。都不容易，要是当了干部就能留在城领导采纳了。

　　我记得还有这么个插曲。

　　宝坻有一个刘奎，是个不错的班长，身体素质很好，他们那一祛赶上提干，选的干部都是班长出身，都是干出来的。但是要考试，有文化课和理论考试，考试的时候他不会啊。后来他在考试卷上写诗，我还记得。回想昔日练兵场，龙腾虎跃露锋芒，拿起三寸鸡毛笔，心情激动似断肠。。我一看，这行啊，我马上找领导，我说他虽然没答题，但是有点歪才，而且业务很好，能不能破格。结果他就过了，后来提的排长。当时还有一个2队的杨国龙，挂钩梯是一绝，也是我提的。

　　还有一块是考学。我记得有一个叫王宝军的，他是我们的战士，个人条件不错。那时候赶上夏县武警专科学校招人，得查体，当兵的时候查的他身高是170mm，后来可能大夫有点忙，一查169mm，警校不让进，差一毫米。这可急坏了，我赶紧找人，我说我们是尺子量的，量的时候没问题，可不能卡在这一毫米上啊。他自己也念叨，当了两年兵抽抽了(笑)。后来是让他上了，上完回来就提干了。

　　还有一个也是夏县来招人，我们推荐了个叫刘继国的，也是体检的问题，他眼有问题。我说这得想想办法，我就跟政治部说，眼差点，咱跟公安医院说说，要不太可惜了。最后这个也算是特批了。

　　我老是从这个角度来想这些人，得会说，知道他有如心里想什么。比如有的当兵5年没提干，该复原了，闹情绪不走，也经常得是我去安抚。还有一次我记得挺清楚的，有一个干部犯了点错误，已经提了排长，组织研究决定除名吧。当时我们下面叫片儿的，片儿长就弄不了这个事儿，太简单粗暴，说说就顶了，他就是不走。后来让我去，我就说前面的事儿咱都不提了，你回去好好干，回农村就好好干，他都答应了，回头又被片儿长数落两句，又不走了。这么闹了好几次，后来到底是走了。